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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做了，悲壮剧是不能留在记忆里的。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哪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一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的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任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其俩。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是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劣势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颂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是一件儿稳当的买卖。
其实“革命”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能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人大概是不满足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我以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样的命运。无论是何等样的猛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会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看见的并非蒙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这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图面或凹面而异。加入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人物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这，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不坏。
参考文献
[1]鲁迅，而已集[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8：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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