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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复兴时，公众的判断力仍然粗糙而幼稚。浮华俗丽耀人眼目，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反而没有容身之地。无论雄辩还是诗歌，都缺乏深厚的感受和生动的感情。这些作品的美都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当时盛行的精神恰好跟最初的艺术相反。
显然，即使最杰出的意大利作家都未能体现质朴无华的思想和文笔。彼特拉克、塔索、圭亚里尼的著作中，满目皆是轻佻妙语和想入非非。意大利文学繁荣为时未久，无暇精练混杂的风格。
越早期的法兰西作家越容易受到同样的批评。伏尔泰、巴尔扎克，甚至高乃伊都纵情于华词丽句。这种风格在意大利十分普遍，至少在古代先例甚多。直到最近，博雅人士的观察和反思才转向更自然的思想和文风。
英国早期作家浸淫其间，表现出类似的特征。这种风格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两朝繁荣昌盛，遗风余韵绵延甚久。这个岛国的学术复兴穿上了跟希腊罗马没落时期同样矫揉造作的外衣。英国作家天资卓绝，任何品位皆属后来者，浸染既深，情操乃定。天不佑我，殊堪叹悔。他们扭曲的立意和表达伴随着元气淋漓的心灵。论想象则天马行空，可钦可佩；论判断则鱼龙混杂，百口莫辩。品鉴当时作家，并非本书主旨。文人刻画显贵名流，史家论赞列王公卿；其为自由则一，其宜亦无二致。国民早有成见，大概使前一种自由没有丝毫走火入魔的危险。
鉴于莎士比亚出自草莱，生于野蛮时代，受到低劣的教育，没有从现实或书本获得任何教益，他的造诣或可视为奇迹。如果我们称他为诗人，有能力为博雅或睿智的观众提供消遣，就应该降低颂扬的调门。我们遗憾地看到：他的文笔往往不中绳墨，甚至荒腔走板，经常破坏了与之混杂的活泼或热烈场面。同时，我们大概更会钦佩这些缺陷环绕的美。他常有神来之笔，体现人中龙凤特有的情操，但任何时候都做不到通情达理、中规中矩。他到处留下紧张、生动的表述或描绘，但在他的措辞中寻找纯净与质朴，纯属徒劳。他对所有戏剧技巧和布局一无所知。
这个缺陷极其重要，但影响观众多，影响读者少。因此，我们更容易原谅他的作品经常缺乏品位，天赋的光彩有间未达。他肯定才高八斗，同时丰富了悲剧和喜剧，但人们理应引以为戒：仅仅依靠这些优点就致力于更优美的艺术，何其危险。我们仍然有可能高估了他的天赋，因为错位畸形的身材往往显得更庞大。莎士比亚卒于1616年，享年五十三岁。
莎士比亚不学无术，天资卓异；约翰逊学贯古今，天赋贫薄。他们两人都缺乏高雅精致的品位、恰到好处的和谐。约翰逊迷信古人，将希腊罗马名家的优美辞章翻译成低劣的英文，毫不迁就当时和本国的习俗。莎士比亚粗野的天才君临同时代粗野的艺术之上，使约翰逊相形见绌。莎士比亚的精神和性格对英国剧院浸染极深。从此以后，所有邻邦无不责难英格兰国民沉溺于野蛮的戏剧。这些戏剧的其他部分综渊广博，若非不守绳尺，原本价值连城。约翰逊从国王手中领取一百马克年俸，查理后来将年俸增加到一百镑。约翰逊卒于1637年，享年六十三岁。
费尔法克斯翻译塔索，典雅、从容兼而有之。同时，译文的准确性为当时所罕见，每一行诗句都忠于相应的原文。哈林顿翻译阿里奥斯多，同样自有其优点。这些诗人模仿意大利的诗节，令人遗憾。意大利诗体冗长、缺乏起伏，在长时间的演出中令人不快。此外，这些诗人像以前的斯宾塞一样，致力于精练和修饰英诗格律。
我们细心审视多恩的讽刺诗集，机智和独创的闪光时时可见，但这些优点都被完全淹没、窒息在最刺耳、最笨拙的表述中，而这些表述无处不在。
如果当时的英国诗歌如此粗野、不完美，我们不难料到，当时的散文很容易遭到更大的反对。散文是著书立说的自然方式，似乎更容易，但优美的散文实际上更稀少、更难着笔。在诗歌的数量和表达趋于完美以前，散文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完美，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无此先例。詹姆斯一朝的英国散文很少考虑语法规则，完全不顾当时文学的优美与和谐。这些作品塞满了拉丁文句和引文，甚至模仿拉丁文的倒装句法。
无论这种句法在古代多么雄健优雅，终究跟英语的习惯用法截然相反。我确实应该大胆断言：无论古书的措辞和表述多么粗野，主要原因都是作者的品位不成熟。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宫廷的语言跟我们现在情投意合的交际没有多大差别。国会记录的断简残篇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这些记录的文风跟精雕细琢的修辞截然相反，似乎足以构成充分的证据。
当时的作品如果不是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就保存了非常自然的风格。由此，我们多少得以窥见当时那个世界流行的语言。我应特别提出约翰·戴维斯爵士的发现，塞格默顿、埃塞克斯、内维尔的书信。在更早的时期，还有卡文迪什的《红衣主教沃尔西传》加德纳主教的遗文片段、安妮·博林致国王书。这些作品跟我们时代的语言差异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差异。
在詹姆斯一他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写成，但他既缺乏拉丁文的高雅，又缺乏母语的自然。我们鉴于此君多才多艺，集政治演说家、实业家、智者、廷臣、伴侣、作家、哲人于一身，他广受仰慕，实属理所当然。现在，人们仅仅视他为作家和哲人。
从这种观点出发，培根仍然非常可敬，但不及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大概也不及开普勒。培根在远处指出哲学的真正路径。伽利略不仅给别人指路，自己还颇有成就。英国人培根完全不懂几何学。佛罗伦萨人伽利略复兴了这门学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一个将几何学和实验结合起来，借以探索自然哲学。培根对哥白尼体系嗤之以鼻。伽利略用感官和理智两方面的证据加强了这个体系的证明。培根的风格僵硬而刻板。他经常才华横溢，但也经常离题万里、牵强附会。
他似乎第一个启用了入木三分的隐喻和意味深长的寓言，这是英国作家出类拔萃的特色。伽利略的风格活泼而亲切，不过多少有点啰唆。但意大利没有统一的政府，或许已经厌倦了古今尽享的文学荣耀，对伟人诞生的盛誉不太重视。英国民族情绪高涨，哺育了所有这些杰出作家，这是他们莫大的幸福。培根名列其中，饱受赞誉和欢呼。这些鼓励多少显得偏私和逾分。培根卒于他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写成，但他既缺乏拉丁文的高雅，又缺乏母语的自然。我们鉴于此君多才多艺，集政治演说家、实业家、智者、廷臣、伴侣、作家、哲人于一身，他广受仰慕，实属理所当然。
现在，人们仅仅视他为作家和哲人。从这种观点出发，培根仍然非常可敬，但不及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大概也不及开普勒。培根在远处指出哲学的真正路径。伽利略不仅给别人指路，自己还颇有成就。英国人培根完全不懂几何学。佛罗伦萨人伽利略复兴了这门学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一个将几何学和实验结合起来，借以探索自然哲学。培根对哥白尼体系嗤之以鼻。伽利略用感官和理智两方面的证据加强了这个体系的证明。
培根的风格僵硬而刻板。他经常才华横溢，但也经常离题万里、牵强附会。他似乎第一个启用了入木三分的隐喻和意味深长的寓言，这是英国作家出类拔萃的特色。伽利略的风格活泼而亲切，不过多少有点啰唆。但意大利没有统一的政府，或许已经厌倦了古今尽享的文学荣耀，对伟人诞生的盛誉不太重视。英国民族情绪高涨，哺育了所有这些杰出作家，这是他们莫大的幸福。培根名列其中，饱受赞誉和欢呼。这些鼓励多少显得偏私和逾分。培根卒于1626年，享年六十六岁。
卡姆登的伊丽莎白女王史记在风格和内容两方面都颇有可观。此书质朴无华、尊重事实，为当时所鲜见。迄当时为止，此书是英国人撰写的最佳史书，此说大概并非夸张。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史学方面并不出众。卡姆登卒于1623年，享年七十三岁。
我们探讨英国作家，最后不应忽略国王，因为他在文苑列传当中名列前茅。毋庸置疑，詹姆斯文采平平。何况，国民品位已经大变。这些都是他的遗作颇受轻蔑的部分原因。党派作家经常将詹姆斯的理论推到极端。值得注意，古人对学术的态度跟我们相去甚远。罗马最早的二十位皇帝，从恺撒到塞维鲁，一半以上是作家。虽然没有几位皇帝在这方面成就斐然，但他们以身作则、鼓励文学，一向受到好评。更不用说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女儿阿格里皮娜，他们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大部分古典作家都出自名门甲第，作品流传至今。人类事务有利必有弊，这方面的观念变化可能源于印刷术。由此，书籍变得普普通通。人们只要略有薄产，不难获致。
詹姆斯或许只是平庸的作家，但绝不可以等闲视之。任何人只要读过《王权神授论》、他最后两部书《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和《答复佩伦红衣主教》、他对国会的几乎所有讲演和谕旨，就会坦承国王的才识绝非泛泛。他确实写过女巫和鬼怪，但那个时代普遍相信这些子虚乌有的存在。他确实给《启示录》写评注，论证教皇是敌基督；但著名的纳皮尔，甚至牛顿都蒙受了同样的责难。牛顿时代的学术跟詹姆斯时代相比，进步岂可以道里计？詹姆斯粗鄙的迷信可以归因于蒙昧的时代。流行的谬误貌似宗教，民众普遍奉为神圣；国王接受这些谬误，不能视为个人的愚蠢。
名山事业的吸引力优于所有其他成就，以致文坛人满为患。詹姆斯纵然才具寻常，仍然远胜于车载斗量的下里巴人。下议院的议事长一般是杰出的律师，但本朝每届国会中，国王的长篇大论总是更胜一筹。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时所有的学术和纯文学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经院学术和神学论辩阻碍了所有真正知识的进步。亨利·萨维尔爵士签署契约，给牛津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支付薪金。他在契约序言中说：在英格兰，几何学几乎完全荒废、无人问津。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学术莫过于古典研究。加索彭是这门学科的佼佼者。詹姆斯将他从法兰西请来，以三百磅年俸和教职优先晋升权为奖励。著名的斯帕拉多大主教安东尼奥·迪·多米尼斯在哲人当中绝非等闲之辈，同样来到英格兰。英格兰能从天主教方面争取这样的人改换门庭，堪称一大胜利。然而，善始未能善终。大主教虽然获得了某些教职晋升，仍然不足以满足他的雄心。他逃回意大利，在囚禁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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