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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智慧。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宋词历史地位问题的不同看法。
把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的观点，大约是明朝晚期以后产生的。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明末陈子龙的话说：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然宋人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
陈子龙对宋诗的贬抑是否公允我们暂且不说，但他认为宋人在词的创作上“所造独工”的看法却燕得了后世的普遍赞同。清末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提出文体代兴的观点，从艺术形式演变规律的角度，强调了宋词作为宋代代表文学的地位(王说见本章第二节所引)。自此以后，关于末词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问题，研究者一般都沿用陈子龙、王国维的观点，确认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以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宋词可与唐诗、元曲前后辉映而无逊色。
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一些研究者提出来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说》中明确地说:“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有些诃学前辈就更具体地提出了他们不同意将宋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不赞成将宋词与唐诗、元曲并列的理由。比如詹安泰先生在《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一文中断然指出:
过去的人都把“宋词，和“唐诗”、“元曲”并提。如果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看，宋词是比不上唐诗和元曲的，不但比不上唐诗和元曲，就是和宋代的诗、文比起来也有逊色。因而宋词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没有出现过象诗中的杜甫和曲中的关汉卿这么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把宋词的评价提高到和唐诗、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面认为它可以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詹安泰还从宋词本身的情况以及宋人对词的态度，具体分析了词这一艺术形式对反映现实生活的种种局限:第一、宋人作词，目的在于配合音乐，为“娱宾造兴”之用，“根本就没有要求反映什么社会现实”；第二、宋人将词与诗、文分工，将词视为“艳科”、“小道”、“诗余”，“只有在文人眼中认为不足登大雅之堂的谈情说爱、旖旎风流这类的情事，才用词这一体制来写”；第三、词的篇幅简短，音律要求严格，“对词人要反映当前生活现象，发抒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无一定程度的限制”。詹安泰这些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建国以来论者批判、否定宋词，多是从这些方面入手，以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的局限来贬低宋词的历史地位。
另外，夏承煮先生在六十年代也着重从作家的创作态度出发，分析宋词多糟粕，成就不高的原因。他的《“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指出:宋人称词为“诗余”，“实质上总是把词看得比诗低一等。，宋代许多作家，“他们在诗里表达积极的、面对现实的思想感情，而让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思想感情用词来写;于是词便成为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的逃避，便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之余了。”因而夏先生认定，宋词的思想内容“上不逮唐诗，下也有愧于元曲”。
詹、夏两先生的看法，在建国以来到八十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中具有普遍性，代表了那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对宋词的认识水平。近几年来，随着“左”的文艺思想的落潮，人们对宋词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变化。周笃文的《宋词》一书重申宋词为宋代代表文学的观点，他说:“宋词是宋代文学的光荣和骄傲。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三百余年的两宋文坛上，最为成功、最有创造性、最蔚成风气、也最能表现人们的真实感情生活的，就莫过于词了”。该书并强调指出:“词不始于宋代，但它是在宋代才发展成为一代之胜的。……一词的发展、变化和波澜壮阔的高潮都是在宋代进行的，因此，说宋代是词的时代，也不算过分”。类似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还仅仅是重申前人的成说，未能回答持贬低宋词观点的人们对宋词的种种责难。另有一些研究者则从文艺理论的高度出发，结合宋代历史环境与宋代文学的实际，对宋词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辩护。
我们认为，对宋词的历史地位问题能否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但关系到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识，而且也关系到对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孟要阶段的意义以及古典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看法，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在这个向题上，以题材内容上是否广阔地反映生活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评判标准，以政治标签和狭隘的功利标准取代艺术的、审美的价值衡量，从而贬低和否定宋词，这种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而如果胸中没有中国诗史和宋代文学史的全局，没有认真将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种类、与诗史上其他段落进行多方的比较和联系，仅凭对宋词的偏嗜来堆砌一些空泛的赞美之辞，也无助于摆正宋词的历史地位。如何兼顾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在全面分析诗歌史与文学史的基础上妥善解决这一间题，是词学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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