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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考作文评分相关细则,制造一篇高考零分作文的可行方案仅有如下四种:
交白卷;使用无法识别的形式答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涂鸦、摩斯码和克林贡语;抄袭,并在阅卷过程中经查重被判抄袭;在作文中发表极端反动言论。坊间流传的如下方案均无法达成零分成就:
使用文言文或甲骨文写作;在作文中发表偏激言论,如抨击教育制度。
图 | 2019 年,四川某考生的甲骨文作文被评定为 6 分
总而言之,通常情况下,答题卡上有字即得分。即便考生仅写了标题,依照评分规定,也会被阅卷人评定为 1 到 2 分。
因此,“写”出一篇高考零分作文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或出版物中流传的“零分神文”多为杜撰之作。
某种意义上,本次的研究命题本身是一个伪命题。而更值得好奇的是:
真的会有人在高考中故意写“零分作文”吗?如果有,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那些杜撰出来的“假零分作文”又为什么会获得广泛传播?
一篇失败的零分作文
2008 年 6 月 7 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蒙城八中考点,高三学生徐孟南按照计划,在语文科目考试中实施了前文提到的第二种无效方案,即“在作文中发表偏激言论”。
开始答卷前,他下意识地翻看了作文题。“请以‘带着感动出发’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作文”。
2008 年是一个集体记忆过载的年份。你会记起雪灾,大地震,以及六月尚在筹备中的北京奥运。对那一年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缺写作素材的考题。
徐孟南没想太多。他的作文稿早已备好,背得滚瓜烂熟。
写完标题和几行为灾区祈福的句子,徐孟南另起一行,开始默写《现行教育王国十大罪行》和《三人行教育共和国十大贡献》。两篇文章分别阐述了他对当前教育体制的批评,以及他构想的“三人行教育体制”。
图 | 徐孟南在博客上记录的《现行教育王国十大罪行》全文
所谓“三人行教育体制”,是徐孟南在高二时发表在网络上的一系列关于教育体制的改良方案。按照他的表述,这是一种“专而全”的教育体制,包含“面试”“常识赛”“专科”这三个具体的实施建议。
“面试,是优于现高考的选材方式。常识赛,日常知识竞赛,是督促学子们来学习课本知识反应的日常生活知识。专科,学生本人擅长或爱好的科目,使学习有针对性。”
徐孟南一笔一划,将这些心血般宝贵的句子填进答题卡的方格里。他的座位在考场的角落里。监考员的步子一走近,他的心便狂跳不止。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胆大的人。高考前夜,他悄悄溜到考点附近张贴告示,宣传“三人行教育体制”。因太过紧张,他贴了寥寥几张,便惊惶地逃离了现场。
这次不能再出错了。他必须万无一失地完成这场考试,当一个堂堂正正的“零分考生”。
为了给零分计划加一道保险,他在作文的结尾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学号、考号和身份证信息。高三那一年,他反复核查过,在答题卡规定以外的位置填写个人信息属于违纪行为,违纪者该科目成绩作废。
最终,一切有惊无险。他顺利地交上了写满违规信息的答题卡,也顺利地完成了剩余几门科目的零分计划。
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惬意的暑假。在等待成绩的那些日子,徐孟南不时便幻想着高考零分公布后,家里的座机被记者打爆的场景。他相信,到了那一天,“三人行教育体制”会变得人尽皆知,并造福后代。
一切幻想都在查到成绩的那一刻破灭了。他没有任何一科被判为零分,语文主观题更是拿到了 13 分。
图 | 徐孟南的高考成绩
考零分
以实现教育理想的名义
第一次采访徐孟南是 2018 年的事。当时,他刚刚参加完自己人生的第二次高考,回老家陪亲人呆了一阵子。采访中,电话那头偶尔会传来几声响亮的蛙鸣。
图 | 2018 年的徐孟南
那时距离他的高考零分行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发生了很多事。他被媒体多次报道过,也被网民嘲弄和误解过。他换过很多份工作,干的大多是重复性的技术活儿。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几年后又失去了婚姻。他认识了几个同样为了传播教育理念而尝试在高考中借零分吸引眼球的年轻人,又和他们一个个失去联络。
徐孟南曾经是全家人的希望。三个孩子中,他是唯一一个考上高中的。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按照父亲的估量,他高考大约能考四五百分,继续扮演全家人的希望。
厌学是从高二开始的。
关于厌学的起因,那些年间,在徐孟南接受过的一次次采访和他的博客、自传中说法不一。有的报道称他是因为读了作家韩寒的几篇杂文,受到这位知名退学青年的鼓舞,进而生出了反骨。有的文章里说他参加了一次征文比赛后,发掘了自己输出观点的欲望,因而想干一番大事。
在 2018 年的那次电话采访中,徐孟南说,他当初之所以会开始反思教育制度,是因为他发现身边一些偏科的同学会在高中后开始成绩下滑,前途堪忧。他认为,是死板的教育体制埋没了这些人才。
无论起初缘由究竟为何,总之,高二那一年,徐孟南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三人行教育体制”的研究和宣传推广上头。
直到某一天,《中学生》杂志上的一则社会新闻给了他灵感——一位名叫钱多多的考生在当年的高考中用一篇 8000 字的作文抨击教育体制,引起了广泛关注。
徐孟南意识到,高考,尤其高考作文是一个绝好的宣传时机。于是,他带着使命感策划了那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行动。
2008 年前后,全国各地效仿钱多多“壮举”的考生不在少数。但和徐孟南一样,他们最终都没有如愿获得零分。
图 | 徐孟南和几位零分生“同志”共同创立的网站。
真假零分作文
都曾是对“标准答案”的嘲讽
这十多年里,徐孟南当初默写的文章一次也没有被收录进那些子虚乌有的“零分作文大全”里。
前些年,这些由网络写手们杜撰而来的“零分作文”在网络上风行一时。流传最广的那些篇目大多在文采上并不糟糕,立意以针砭时弊为主。为这些“假零分作文”叫好的看客多半也是在借题发挥,借着那些被虚构出来的“零分天才”宣泄自己对应试作文,对“标准答案”,和对教育体制的不满。
从本世纪初,乃至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始,对应试教育的反思和抨击始终是一个相对主流的公共议题,教育也尚是一个发表异见的安全领域,作家郑渊洁和韩寒被视为实践者和意见领袖。某种意义上,徐孟南们天真的“零分行动”正是在这种社会情绪的包裹下诞生的。
但近些年,当我们去观察那些教育议题背后的观点交锋时,会发现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体制的弊端,而是那些为了适应体制而被制造的普遍焦虑,诸如学区房,“鸡娃”,以及升学压力。
在更广泛的共识里,有着“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对愈加分化的各阶层而言,成为了最公平、最保险的上升通道。
与此同时,“零分作文”作为不合时宜的噱头,其讨论热潮也已经基本冷却。
在几天前的一次回访中,徐孟南介绍了他的近况。他已经读完了两年大专,学的是新闻传播专业,自认很有收获。接下来,他计划考一个教师编制,回老家当小学老师。
图 | 徐孟南的大专录取通知书
2018 年,他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定受到了大量关注。在当时,多数媒体和网友对他这个决定的解读是:一个曾经的读书无用论者被现实打脸,认识到上大学才有出路。
在社交媒体上翻阅那些新闻标题的时候,徐孟南倍感无奈。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读书无用论者。他只不过是想趁着还年轻,把错失的大学生活补回来。
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炎热、焦灼的暑假,在他四处联系本地媒体,为自己并不圆满的零分行动寻求曝光时,他的班主任曾打来电话,警示他,“你被媒体利用了”。他反驳称,“我们是互相利用”。
后来他才发现,无论是 2008 年还是 2018 年,媒体和大众都并不关心他的教育体制改良计划。前一次,他们只是在“利用”他的零分作文来表达对应试教育的逆反;后一次,他们也只是在“利用”他的“幡然醒悟”来证明应试教育作为上升通道的正当性。
几年前,他曾经一腔热血地制作了大幅标语,去到几所重点中学门口演说,让孩子们不要模仿他当年的行为,珍惜受教育的机会。
时隔多年,他依然胆怯、羞涩,在人来人往的年轻孩子的注视下感到不安。但令他挫败的是,孩子们并不能理解他这一行为的意义。
“他们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想要模仿我,去做在高考上考零分这种事。”
图 | 徐孟南在某重点中学门口
他没和自己的孩子聊过这些。他的孩子或许也并不会理解他,更不会去模仿他。
“我希望他能按部就班地走。如果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就在大体系下,跟着人家的洪流一起往前走……要改变一个制度,你得先去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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